社交媒体与的“联姻:推特展露功能侃爷竞选美国总统并不是一时兴起,早

简介: 社交媒体与的“联姻:推特展露功能侃爷竞选美国总统并不是一时兴起,早在2015年,他就在一个颁奖典礼上提到将会竞选2020年的美国总统。

两天前是美国的独立日,就在当日,侃爷突然在推特上宣布要竞选美国总统:“我们现在必须通过信任上帝、团结我们的愿景和建设我们的未来来实现美国承诺。

”侃爷全名Kanye West(坎耶·维斯特),是美国著名的说唱歌手,曾拿过21座格莱美奖,也是拥有超级“鞋业帝国”的潮流推动者,他的Yeezy鞋一年的销售额约10亿美元。

社交媒体与的“联姻:推特展露功能侃爷竞选美国总统并不是一时兴起,早在2015年,他就在一个颁奖典礼上提到将会竞选2020年的美国总统。

例如,在IG上发布过耐人寻味的图片,询问粉丝对于自己当选2024美国总统的看法。

这次,他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了自己将要参加今年大选的消息,他的老婆卡戴珊也立刻转发表示支持。

随后,特斯拉的CEO马斯克也发推表示,自己会全力支持他。

美国大选始终与当时的最新媒体形态息息相关,参与在大选活动中的媒介也随着科技的发展从广播、电视逐渐演变到如今的网络社交媒体。

在20世纪90年代初,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并且被利用在传播之中。

有媒体评论道:“决定总统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不是谁更懂,而是谁更懂网络。

”从此之后,社交媒体在美国选举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通过使用社交媒体,人物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获得更多支持的选票。

白修德曾说过:“在美国,任何国会的重大立法,任何国外冒险,任何外交活动,任何大的社会改革都不会成功,除非新闻界准备好了公众的思想。

因此,当前的社交媒体早已成为竞选的“兵家必争之地”。

回顾2008年大选,高效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奥巴马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

与此同时,在19个总统候选人中,只有奥巴马的Myspace账号粉丝数超过了100万。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虽然双方参选人都出现了种种,但不能否认的是,社交媒体在这次大选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目前美国的传统媒体更受中老年人的欢迎,而青年一代则将社交媒体视为信息的重要来源。

在该次大选中能很明显地看到,主流媒体在顺着社交媒体的导向前进。

有一些本身是批评特朗普的主流报纸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屈服于来自社交媒体的压力而对特朗普进行了客观的采访,连特朗普本人都承认他在一定程度上牵着传统媒体的鼻子走:“这很棒,这就像自己拥有了一份报纸,而且永远不会失去它。

”这种性的现象,更加印证了“得社交媒体得天下”并非狂人诳语。

社交媒体对于传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社交媒体提高传播效率对政客们来说,社交媒体上大量选民详细的个人资料,能够保证他们的广告、信息、议程设置精确地向特定的人群进行传播,这对提高传播效率、增强信息的有效传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例如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提到特朗普,受众的第一印象往往来自社交媒体,特朗普所推送的信息和对特定的表态塑造了选民心中的“特朗普”这一形象。

他可以是各种角色,取决于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空间内所表达的信息。

而且在社交网站上因为所有的信息都直接产生于互联网数字平台,这也让政客以及他的幕后团队能够更加便捷、低成本地了解到政客的外在形象以及选民如何看待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从而能够迅速拟定预案,甚至立即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而不是等待更加滞后的民意。

不仅是Twitter,很多社交媒体软件都能够基于社交软件定位信息的搜集功能,如果政客希望并且选民手机客户端的定位设置是打开的,幕后团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收集支持他们的选民和持共同政见的民众的位置,这些信息将被幕后团队收录进选民数据库中建立档案,然后通过一系列算法得知在哪些地方进行竞选拉票演讲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

而这种精准的活动在传统媒体当道的情境下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这也让更多的政客选择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形象塑造。

从观念的角度而言,媒体的化是人们基于不同的理念和价值诉求,反对集权性的,追求更加民主、平等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

传统媒体作为一种存在了上百年的大型运作,对这种新趋势的适应和接受必然是缓慢的,而体量更小、更加灵活的社交媒体为这种表现趋势了一个平台和可能性,并且这种趋势本身能够从受众的层面使社交媒体更加发展壮大。

对传统媒体而言,社交媒体最大的优势就是其参与性更强、互动更便捷、传播更及时、信息更针对。

前文所提到的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一方面让身处其中的受众增加对自己支持者的黏性,另一方面能够加强信息的传播效力。

社交媒体的用户不再像传统媒体一样只是简单的接收消费,而是自主创造和自由转发,并且能像当事人一样体验到第一手的相关资讯,从而产生自己是“局内人”的感受。

同时,社交媒体上的小额捐款增强了这种感受,参选人当然也在其中受益匪浅。

(三)社交媒体改变传播的核心传统媒体在涉及宣传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想到的第一方面往往就是“他的政见是什么?”但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则是通过对敏感议题的表态来构筑自己的逻辑和行为立场,他的所有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牵扯到敏感的话题。

在非法移民问题上,他称墨西哥人为强奸犯;在气候变暖问题上,他说奥巴马的决策是“愚蠢的”;在贸易问题上,他认为美国征收中国的关税太低。

不管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互联网,政客们通过媒介塑造自己的形象,宣传自己的政见政绩,抨击竞争对手和联系自己的选民。

社交媒体的出现就像一个一直挂在选民耳边的无休止、无限制的传声筒,让政客们能够更加低成本地接触到更多的选民,同时将自己的议事日程或强制或潜移默化地加在选民身上。

至少从近些年政客们对社交媒体趋之若鹜的状态可以看出,社交媒体在生态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已经能和传统媒体平起平坐。

各个选举人和分别的党派队伍在传统媒体上的角力将很快转移到屏幕背后,谁能够在将来占据社交媒体的制高点,谁就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控制权。

在全民娱乐化的浪潮的推动下,也慢慢被里现出娱乐化、亲民化的趋势。

“”一词常常被赋予严肃、权威等形象,“娱乐化”概念的出现彻底颠禮了“”这一成不变的形象。

陈占彪在《娱乐与》一文中就与娱乐的关系做了精简的概述,“泛娱乐化”时代的政抬使得政冶与娱乐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领域有了一定的联系。

一方面娱乐主动向“靠近”以获得更大的娱乐价值,因为选民和百姓有娱乐的需求。

另一方面,主动向娱乐“靠近”以集聚注意力,需要用娱乐的面孔来亲近选民,亲近老百姓。

在美国,演艺界名人纷纷进入,新闻媒体已经成为娱乐产业的一部分。

同时,人物作为公众人物,通过媒体宣传将他们的选民变成自己的粉丝。

泛娱乐化时代的西方往往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人物明星化在娱乐文化中,明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名人是注意力的“银行”,是注意力的中介。

明星是注意力资本家,他们可以对来自“追星族”的注意力资源进行分配,并将这些资源转移至第三方,并在这其中获得收益。

随着电视吋代的到来,人物为了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支持率,也逐渐幵始研习这一“明星法则”。

实际上,传媒在迎合公众“偶像崇拜”需求的同时,家们也抓住了这一动向,特意增加自己的媒体曝光率。

许多明星也走上舞台,化身政客,在舞台上上演着各种搏人眼球的“秀”,使得娱乐化氛围愈加浓烈。

(二)行为夸张化现今,我们己经进入了一个信息泛滥的社会,信息的过载导致注意力贫乏,常常无法集中于某项事物,公众的注意力是飘忽不定、变化多端的。

而娱乐因素,则是取得胜利的有力法宝。

人物纷纷通过“出格”的行为,以博得媒体的曝光率,或者自己通过媒体公众爆料,以得到更的注意力。

而当今社会,在娱乐风潮的影响下,尤其是青年群体普遍存在着一种游戏的心态,他们不迷信神圣与权威,许多带有严肃性的事物在他们看来都是可以带着娱乐的心态进行把玩、、调侃的。

尼尔·波兹曼在他的著作《娱乐至死》中就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个,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奥威尔所说的文化成为一个,指文化者的制的影响下,受到了监管,让文化成为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受制文化,这种“文化”是人们所憎恨的。

而赫胥黎所说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则认为,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在信息的时代中,真理也会被埋藏在信息的海洋之中,我们的文化会变为满足感官和欲望需求的庸俗文化,而这些都是娱乐泛化以及无度化所带来的结果。

社会的媒介化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兴起,网络媒体的铺陈加速了社会媒介化的进程,进一步造就了“媒介人”。

学者指出,对于生活在媒介化社会的人来说,不仅对于世界的全部想象都由媒介来构建,其思维方式、个人意识也打上了媒介化的烙印。

现实生活中,众媒并行、万物互联,多样态的媒体如同社会机体的毛细血管,重构了社会传播的生态,触及并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领域。

实际上,媒介化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即许多相互分离的社会和文化过程逐步转向适合于媒介再现的形式,其中蕴含着一种媒介逻辑的指向,也即媒介发挥着强大作用,具体体现在它掌握了一定的自主权和权威,能够使得其他系统或多或少地服从于媒介逻辑。

因此,媒介化的另一层涵义是社会各领域依据媒介逻辑进行呈现和互动的运作方式。

媒介逻辑的运作,暗示着一个用来决定时间如何分配、项目内容如何选择、语言和非语言内容选择决策的“媒介语法”的存在,也即媒介逻辑体现了“一种看待和解释社会事务的方式”。

在中观层面上,它意味着媒介组织选择和展示的规则;具体到微观实践层面上,媒介逻辑可以被解读为文化或社会活动的核心元素如何遵循媒介原则(如时效性,戏剧性、、简短、快节奏、直接、个人化,以及名人倾向等)、并通过媒形式来进行表达,这包括媒体材料的组织、报道内容的分类、媒体所呈现出的风格、媒体的聚焦点及社会经验的选择等等。

在此逻辑之下,媒体行动者会在新闻生产中强调视觉材料的呈现,以铺垫更多的场景、戏剧和;在情感方面联接新闻价值和情感道德价值,以影响的选择。

社会运动组织者为了扩大影响力,会以具有同情性、性的动作和口号来激发更多公众的情感想象,并通过策略性的媒介报道获得更多的支持、资源和组织力量。

媒介逻辑并不是天然嵌入在系统的社会模式之中的,而是媒介格式和视角向其他生活领域渗透的结果。

所以在媒介化中,力量通过合理地设计渲染,以戏剧化的故事进行呈现,运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将社会情绪与议题“打包”揉进信息传递中去。

政客们想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内在驱动力,就是他们相信媒体的权力,因为媒介的“符号权力”和“符号资源”有着建构现实的力量,具有影响人们的所为以及人们描绘事情的能力。

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就因其出格和充满喜剧效果的言行符合媒介逻辑而受到广泛关注和报道,并最终竞选成功。

而作为知名的说唱歌手和卡戴珊家族的女婿,侃爷早已是美国娱乐八卦新闻的长期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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