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最理想的访谈方式是“一对一”,而不是“一对多”

简介: 口述历史最理想的访谈方式是“一对一”,而不是“一对多”,有时候亲戚坐一圈,要不说都不说,要说都开始说,语境时而很沉默,时而很热闹,大家都出自好心,你一言我一语,

少爷说 Shenmu少爷说神木,带你领略不一样的神木。

口述历史的访谈就像是一个深潜海底打捞璀璨历史金钩的过程,偶尔闪金光,便大可放心期许一箱箱沉甸甸的历史瑰宝记忆,且保准不会让你失望。

2020年,我们的团队锐意进取、精诚合作,访谈了神木八个领域的五十余人,用年轻人自己的方式去记录可爱神木的温暖城市记忆。

感谢你们的全然信任、嘱咐重托,感谢你们的坦诚相告、率真诉说,让我们追忆过往,有迹可循,为讨一份厚重历史的欢心,矢志不渝。

01一、交底篇:我的口述历史,是刚起步吗?

1.每一场口述历史实践都有自身的发展历程我的口述历史,是刚起步吗?

我觉得每一场口述历史实践都有自身的发展历程,其生命周期亦像是培育一个企业,有它自己的试探、初创、成熟、扩张、整合和蜕变等阶段。

我们将这个过程真实、准确、完整地记录下来,也许就是神木记忆口述历史的发展侧记,细说起来这也是一个有关“记录什么样的历史,怎样记录历史”逐步摸索与完善的过程。

你看,最开始的试探期一定是些轻微试水,零星实践,一定是怯怯的,且不执意如此。

厚积薄发的成熟期是规模化、系统化的一组操作,这个阶段口述历史学术理论依然在指导实践,但较为明显的特征是实践过程的经验之谈在反哺之前坚信不疑的理论。

我理解的蜕变期,兴许就是口述历史的呈现有了更多的表达方式,它们或许是地方文史的一个佐证材料,是写作者眼中的绝佳素材,是编剧手边的情节设置所在地,是继往开来考古工作者的参考大事记。

总之,它记录的是那个时代,是当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当时人们的工作生活、经历见识、所思所想。

第一件事:2010年,那时候我刚上大一,在那年热气腾腾的暑假,我作为神木县有线电视台的实习记者跟着当时的史志办跑完了神木各个乡镇,完成了全县革命遗址普查工作。

回想起来这竟是十年前,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十年前我就已经开始参与史志办的工作了?

何等荣幸,现在想来那一定是我年轻岁月里的高光时刻。

我在心里感慨哦,原来神木农村全是窑洞哦,原来下乡是这个样子呀,我一个小女孩跟着跑前跑后也很开心,无非就是烈日炎炎帮忙拍照,举个话筒,把他们说的话一字一句全记在本本上,我在2010年的暑期实践报告里找到以下回忆内容:那一年在万镇白家畔采访一位正在为自己洗背心的一百岁的老寿星,他曾见过高高大大的贺龙;那一年在解家堡一个叫松树峰的小村子,见到84岁的杜子茂老人,说当年刘志丹的队伍来这里的时候,他看见一群十六七岁没见过正开冻黄河的娃娃兵,他们脱了鞋打赤脚在岸边踩来踩去高喊着唱歌;那一年在马镇葛富村,78岁的郭向前老人说郭股长来到他家递给他一个布包裹,里面装着四个黄澄澄的大梨;那一年在沙峁镇王家洼村,找到“军队的妈妈王补梅”的儿媳妇——老奶奶高美美,她说三九年夏天,她和两个女儿不是挖野菜就是上山采药,每天早上早早起来在春灶上煮一大锅开水,重伤员每人冲一个鸡蛋喝,轻伤员每人一碗盐开水,当时没有米汤,她婆婆就用剪刀把大片大片的谷穗梢子剪了回来,用每支梢子上的那几粒熟了的米凑起来熬煮了一锅香喷喷的新米稀饭。

十年后,也许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口述历史资料。

第二件事:2018年,机缘巧合就出现了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红碱淖大鱼。

也不知为何就突然对大鱼这么感兴趣,可能因为很少在资料中被人提及,总是“查无此鱼”,见过的人只能口头描述大鱼有多大,并未记录在册。

许多见过大鱼的人已经不在了,没见过的人以后注定不可能提及了,这真是件危险的事,我觉得责任重大,我怎么能让声名显赫的红碱淖大鱼就这样悄然无声沉寂在昏黄光影中,沉溺在历史海洋中?

没有谁督促我去做这件事,一切都是源于自发,我就这样单枪匹马开始了最初的口述历史实践,四处搜罗消息,随走随打问,你有没有见过红碱淖大鱼?足足有一米长的大鱼啊!何等神奇。

采访当时的文史工作者,采访九十多岁见过吃过红碱淖大鱼的人,采访当时在渔场打过大鱼的渔民夫妇,登门拜访曾经渔场的工作人员,不管他们在哪个街巷哪个村的犄角旮旯,总要想办法找到呀,甚至去人民广场中午人头攒动的议事角逐一打问,神木就这么大,只要你想打问,哪有打问不到的事儿啊,只是想象不出我当时为何有那么大的毅力和心劲儿。

后来我去档案馆查资料,关于红碱淖的属地纠纷,竟找到光绪年间出生的老爷爷口述有关“卖地不卖海”的证词,这不就是那个年代的口述历史嘛?

就是这份证词让我心生喜悦,这何尝不是对我辛辛苦苦走街串巷的一份馈赠,也惊喜早有前辈在无意间做足了功课,我甚至有了一份与过往先贤交手的感动,一份缘分不浅的满足感和一种口述历史薪火相传的欢欣鼓舞。

第三件事:源于2019年“美丽乡村”的组稿,去采访红色乡村沙峁镇“菜园沟惨案”,希望一改笔者往日写革命故事“仿佛你就在现场”的文风。

很多人跟我说,你找不到的,他们都不在了,就算你找到,他们也都百八十岁早也不精明了,你啥也问不到的。

我偏不信,于是大冬天又去了趟菜园沟幸福敬老院,挨个儿询问,大抵老同志也看出我是来真的,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就能打发的,于是也就挨个儿陪着我去找人,最终竟采访到了三名亲历者,谁说他们老眼昏花,早就糊噜(糊涂)了?

我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结果这种原汁原味的、异常珍贵的口述史料,竟在第一轮就被领导打了下来,为了全书语调一致,要求用第三人称转述,改成那种旁观者的描述,如若不然就直接砍掉我的稿子,不要上书了。

这一点我坚决不同意,上不上书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

我认为走访这种方式最贴近人物,最靠近史实,是在仅有的、尚在人世的几位老人中考证细节,毋庸置疑,这是当下我们能找到的,还原历史事实最真实的途径了。

这件事是转折,也让我愈发坚信这样的采写方式是对的。

感谢这一场退稿,否则真的就没有后续我的发愤图强,没有后续我想按自己的想法坚持做口述历史。

3.初创期的探索,一步步实践自己的想法想起2019年,在当年政协文史工作会议上,我作为新晋文史专员的那篇稿,我说一定要做神木城市记忆的口述历史,因为九零后与零零后都不知道,只有鲜活的文史资料才能启迪后人,才有意义。

当然会上是这么提的,会后我也是这么做的,并且饶有兴致地同步开启了自己又一轮的大规模实践。

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和真正感兴趣的方向,所以每天都生龙活虎,睁开眼就有事情干,觉得神木万物皆可写,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本精彩的书,乐趣横生。

仔细想来,从2010年到2020年,从一个新闻学专业的大一女生到十年后一个上班七年的新闻工作者,我居然又一次跟史志办打交道,且是最后一个史志办。

十年前我并没想到会有这一幕,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流光溢彩和精妙所在。

当年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已经退休了,下乡普查结束后,史志办还专门给每位女同志送了一把天堂遮阳伞,是那种有着华丽的绸面,边边角角都镶嵌了细细密密珍珠的伞,好像是这个盛夏送给我们的礼物。

十年后,我才逐步意识到,有关口述历史问题的重要性,就是那拥有华丽伞面的遮阳伞,历经一个盛夏又一个盛夏的风刮日晒,伞布早就朽糟了,可珍珠还在。

十年前,革命遗址普查工作让我单纯感受陕北人的善良与热心;十年后,神木记忆口述历史工作让我一次次震撼于这些颤颤巍巍的老婆婆、跌跤轱辘的老先生们,他们从儿时一直讲到眼前时刻,他们的八十年回顾,是不畏艰险的生命体验,是在贫瘠生活中千锤百炼得来的人生信条与过日子的平和理念,朴实,真挚,接地气,句句在理,我觉得口述历史也是一种知识和文化传承形式,更是一种求知途径。

与这些精神矍铄、凡事看得开的老人们相比,我感觉自己糊涂了三十年。

所幸2020年承蒙厚爱,在神木市史志编纂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把口述历史访谈的触角伸向了神木记忆的各个领域。

2019年,2020年,2021年,我们边访谈边总结,总结完再访谈,理顺了口述历史的基本工作流程,分为前期准备,访谈,录音整理和文本编校,回访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

(一)前期准备阶段1.首先要确定受访者找不到相关受访者不要着急,你先行动,你走出第一步就会发现热情的访谈对象一定会给你推荐更多健在的同龄人,所以不要担心,一定要积极行动起来。

确定受访者遵循原则即“我怕来不及”,所以要与时间赛跑,“等不及的先来,等得及的慢慢来”,于是我们先把目光转向了那些参与抗美援朝、解放战争的百岁老革命,或在神木各行各业作出突出贡献、曾参与神木发展大的高龄老人身上,多为八九十岁以上,以防止因老人突然病入膏肓,导致访谈终止。

总之就是要避免过长时间的思虑犹豫,不要等所有事情都妥帖到位了,才行动,世间总有太多驾鹤西去的来不及,所以赶紧行动。

2.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让你心中有数资料的前期准备与整合很重要,一定要尽可能多地去了解你的访谈对象,你了解的信息越多,对方亦能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愈发能营造一个亲和的、熟悉的、愿意敞开心扉的访谈氛围场。

一定要抓重点,倾听固然重要,可漫长的倾听总是容易让人犯困,更何况你也不是心理聊吧,不能无限期搅在这一堆堆倾诉里,如果按被采访人说什么我们记什么的话,一次采访能获取的有效信息不多,恐怕就不是采访很多次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二)访谈阶段1.口述历史就是新闻采访吗?很显然不是虽然口述历史获取信息的方式与新闻采访相同,都是要应用到采访工作涉及的心理学、社会学、沟通交流及访谈技巧,但与新闻采访不同,新闻采访要求短平快,要求抢抓第一时间的有效发布,而口述历史则不要想着偷懒,这关系到受访者是否愿意敞开心扉,绝对不能等同于新闻采访的只去一趟“只取你需”,它需要安稳沉淀、需要来龙去脉、需要耐心听完,更需要谨慎细致地对口述内容的信息多加甄别。

当然有的题材,新闻采访报道过了,文献资料中已经记录过了,再去做口述史的访谈,一定是带着能一些新的内容和生动细节的期许去的,如若不然,只是照搬全抄那就成了低水平重复建设。

固然生平史访谈很耗时间,要关注从幼到长,从年少轻狂到白发苍苍,以完整的生平故事作为背景来访谈,可这样大规模的垫底工作,其实就是在“深挖洞,广积粮”,在可行范围内,在经费、时间、精力、人力允许的前提下,访谈者应当扩充其访谈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自己眼下的需求,才能不局限于单一的问题,才能“高筑墙”。

在口述历史访谈中,有关整个人生的回顾,涉及面会更广,也会突然展现出曾经生活中的戏剧化时刻和动情时刻。

聊生平,总能聊出额外惊喜,聊生平就是他聊的内容又可以跟其他口述历史受访者的内容形成互相呼应,交叉论证。

3.好的访谈就是一场遇见口述历史的访谈是在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上的,面对面访谈,访谈者要对受访者的语音语调、停顿沉默、表情动作以及所思所想有足够的敏感,才能勉强成为一个合格的访谈人。

口述历史最理想的访谈方式是“一对一”,而不是“一对多”,有时候亲戚坐一圈,要不说都不说,要说都开始说,语境时而很沉默,时而很热闹,大家都出自好心,你一言我一语,企图帮你用这些只言片语垒筑一个回忆大厦,可回馈的信息都是碎片化的短句、断句,根本凑不成,还在无形中增加了录音整理难度。

若一定要论访谈的技巧,实践经验告诉我,好的访谈从来没有技巧,真诚、信任、耐心就是最大的技巧。

因为在我看来访谈就是一场遇见,相当于神木话的“等上了”,是你运气使然,恰逢其时,刚好就等上了这一场对话。

好的访谈,不一定全程字字珠玑,金句频出,但肯定是相谈甚欢,是寻常家话,一定要有诗心和张力,访谈者和写作者一样都应该是真诚的。

4.有关录音笔和摄像机的出场口述历史的访谈就好像是说媒,“是媒不是媒,总得三五回”,所以不要妄想一蹴而就。

我发现人一面对摄像机就会很不自然,且不能像平常面对面聊天那样侃侃而谈,总会思前想后,总会有所顾虑,总会有所删减,相比摄像机,录音笔带给人的拘束、压力、紧张感要少许多,所以第一次去拜访,建议只带录音笔,带着你的求知若渴与亲和力,大家不受机器束缚,敞开聊。

第二次去再带上摄像机,并逐步建立受访者与摄像机的熟悉度与亲切感,当然这些都是在受访者授权允许的条件下。

还有一点就是人在镜头前,总是下意识想呈现自己比实际情况好一点的那一面,有时候甚至是无意识,人在镜头前都会下意识美化自己。

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你看无论是录音还是录像都是有利有弊,而且有些还是无法避免的。

录制的时候能“走全程”固然更好,可若条件不允许就只能把筛选后的重要内容录制下来。

5.记得同步收集整理照片采访的时候记得同步收集整理证件、旧合影,以及老物件的照片(后期可在文本中添加)留存史料。

其实这也是在寻找线索,帮助受访者找到回忆的一团乱麻中的那支“梭子”,可以让口述人对着照片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才能织得“经纬分明”,这样文字内容有了,相应的照片也能用作文稿的配图,同时配图照片的文字注释也搞清楚了,很是聪明的一举三得,避免了后期再搜集照片出现的各种问题。

(三)录音整理与文本编校阶段1.采访时带着本子边听边记,采访完及时整理录音别拖延最笨的、字词句意耗损最少的录音整理办法就是回听,逐字逐句抄录,这就是最原始的抄本制作,也是口述历史最初的稚嫩呈现。

我们尝试过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带本子去,他讲我记,讲得有条理,清楚好记,讲一句,记一句,虽笔记潦草但记录的内容大部分都能用上,帮你理清顺序,然后回听录音整理电子版。

后来我嫌这个进度太慢,就尝试第二种方法直接带着笔记本电脑去,省去笔录的环节,但是因为对方说着,你盯着屏幕乒乒乓乓敲着键盘,也无法有眼神交流和及时回应,多半情况下你还高估了自己打字水平,只会造成访谈没访好,记录也没记好,两头不着调的结局,所以效果并不理想,最终还是选择带本子边听边记。

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录音整理这个工作,如果当时不做,以后也就不会去做了,很多人都喜欢做访谈,但不愿意处理后续这种缺乏吸引力的文字工作,可一旦拖延,进度跟不上,长期积压各种处理录音的工作就会让你压力山大,而且当时的采访情景也会逐渐淡忘,给文章结构的梳理和语言组织带来困难。

2.“直录”与“意录”结合,从逐字稿到整理稿如果对方讲的内容支离破碎,首先要鉴别哪些内容能用上,哪句话里有有效的信息,然后再按照整段的意思,能用原话的就尽可能原话,讲得实在太乱的,得重新组织语言,就像翻译有直译和意译,整理录音也有“直录”和“意录”。

且整理录音,文本抄录,这一环节并不是简单机械的逐字还原,逐句记录,要做一定的“修修剪剪”,把啰嗦重复的、多余不恰当的词语进行修剪过滤;要把简单句子的逻辑顺序,进行细心调整,且不改动原意;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储备专业术语、地方特有方言、地域习俗方面的基础知识,方便及时更正,做脚注、备注、释义等一系列辅助工作,整理录音,也要尊重特定口语表达、方言俗语保持原样,不要擅作主张删掉或者私自加工,这是对受访者的尊重,也是在细心维护口述工作的一大特色。

3.文本编校,从口述材料到口述历史有些存在疑问的地方,后期得一一排查,通过查证资料校正内容,同时还要记得对口述历史的访谈内容中的时间、地点、人物、机构名称、重大,进行查证与核实,看是否与相关文献提及的背景知识相契合。

主要是相关的地方志、档案、纸质书、电子书、网页、地图等,对查到的资料及时拍照、截图留存。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前期的口述只是一种方式,但不能只依靠这种方式来做口述史,需要结合文字材料整体理解,从原始的口述材料到适合发表的口述历史文本,还需要后期的补充采访,甄别核实,内容取舍,背景资料补充,文本编校等,才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否则只是口述材料而不是口述历史,可靠性和吸引力不足。

4.应将访谈者和抄本转录人员合二为一说实话,我只想当个好的访谈者,致力于当个学者型的访谈节目主持人,可我真的一点也不想整理录音。

无论对口述历史素材做怎样专业化的研究,通常都需要将口述历史的现场录音转录为文字抄本,其实抄本转录人员的工作量很大,凡是有过整理录音经验的人都知道,口述历史的口语形式与符合我们阅读习惯的文本有很大差异,抄本转录员如果没有跟着现场访谈,单纯整理录音一定是会崩溃的,口述录音内容的整理费时多、难度大,反复回听,两个小时的录音,可能需要六到七个小时都不一定能整理完毕,有时一次采访整理的原始文本有效信息不多,与最终成文集结出书的要求差距很大,也会让人焦虑。

访谈者是否应当是第一手资料的抄录者,要视情况而定。

有些访谈人员亲和力很强,可以引导对方说出更多心里话,讲出更多故事,她能稳住访谈局面,但并不代表她理应去做这繁琐如麻的整理工作,她有访谈记录,笔者后记即可,剩下的应该交给助理来做。

虽然我实在不愿意当抄本记录者,可却不可不承认,将访谈者和抄本记录者合二为一,才是最正确的,最不绕路的,对口述历史的抄本转录而言,也是最合时宜的。

论回访工作的重要意义上述内容完工,我们需要五到七个工作日,初稿成型这才是第一道工序,紧接着就要趁热打铁,趁被访谈者的深情回忆的余温还未彻底消散,赶紧进行第二轮的回访工作,检查完错别字的初稿,一定要打印出来(字打得大一点,方便年长者阅读)去见受访者,让其提出修改意见。

为何一定要强调回访,除了查缺补漏,就是因为总是有人对当时的访谈内容不满意,哪怕这些话是他自己说的,就算是他自己说的原话,他还是各种不满意,很多人如此,因此在采访录音整理出来后,在完稿成书之前,必须要有回访的过程,要求被采访人对采访文稿进行修改,确定涉及的时间、地点等关键数据是否准确,词语是否恰当,总要经过当时人的同意,不能被贻笑于大方之家。

2.避免文学性的语句添加回访必须提要求,受访者要更改的只能是时间、地点,数据得准确无误,而不能是文学性的语句添加,这一点要坚决杜绝,有不少受访者在接受回访的时候,总感觉我们这样的忠实记录没办法体现出他的文学修养,于是企图打动稿件里的字词句篇,让自己看起来很有文采,似乎文绉绉的说话方式更能体现自己的水平,而这些都是我们应当避免的。

(五)可能会遇到的难题1.总被人拒绝所知不多,所学浅陋,口述历史这一年,我遇到很多受访者,我被客气礼貌地拒绝,被委婉含蓄地拒绝,被不耐烦地拒绝,被恶声恶气狠狠地拒绝,被忽视被不动声色地拒绝。

可人家拒绝你总有你听起来也觉得很恰当的理由,所以只能坦然喽。

其实就是我在用我的时间,去换你的时间,去搜集整理记录你曾经拥有过的时间。

那些特定的时间节点,重大历史,晚辈未曾经历,也未曾找到在转瞬即逝的时间长河中去找到线索,还原当时的历史瞬间,所以只能向您、向您们请教。

但这个工作是最耗时耗力的,有可能方言听不懂,有可能年代久远说不清,比如一些行军打仗的地点就无法查证,因为总是夜里行军,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走到了哪里。

口述历史的内容需要采访所得,一个人的讲述,总是难免庸常零碎,冗长繁琐,而且真假难辨。

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一开口说话,就容易信马由缰,想起什么说什么,没有特定要回忆的东西,总是很难准确“忆往昔”,很难准确提及“峥嵘岁月稠”,即便划定了版块和采访大纲,嘴跟不上脑,答非所问,一不下心扯远了的凌乱情形还是会频繁出现。

口述的内容固然有局限性,比如受到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个人成长,以及所站的立场的影响,所以总有那么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破碎话头。

语速快,思维混乱,语句凌乱,对于要整理冗长录音超过五小时的人而言,就又是一场灾难。

口述历史就是让我不断打破自己的经验,去理解更广阔的世界,我劝自己,时过境迁,如果多年以后别人来问我,我也同样是颠三倒四,逻辑不通。

1.我们承认那些记忆,并不绝对可靠“铁定如此”,这兴许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同记忆打交道,原本就是有风险的。

但访谈者不能因此望而却步,人的记忆总会出现模糊,年轻人的记忆也会暗淡无光甚至是完全消失,更何况我们是去问些三五十年前的事,可有些受访者的“记忆奇佳”总是令人惊喜,岁月漫长,他可能记不起眼前的事,他可能记不清儿女的手机号码,但谈起往事有凭有据,对当时的剿匪情形却历历在目,多少发子弹,几点出发,穿的什么鞋,都一清二楚。

无独有偶,同我谈话的很多老年人,能脱口而出所有重孙名字及生辰八字;记得当年的县长是路玺琪是个外地人;想起城关完小用的“墨精”写字;会背诵自己仅有几年念书经历学会的《卖炭翁》《愚公移山》,且一字不差,还会动情唱起《回延安》,真是令人惊叹。

访谈总是很让人意外,受访者脱口而出的你未曾听过的新颖观点,或许早已在田间地头流传百年,某一个词,某一句话,某一个瞬间,在他们的年代再寻常不过,可总让当下的你觉得他或者她非常有内涵。

承认口述历史访谈的主观性,尽最大可能追求学术的靠谱与真诚即可。

始终觉得,口述历史不该把普通民众的声音拒之门外。

不是要完全抵制那些精英主义,而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写他们的人实在太多,就算没人去写,他们自己也会写个曾经辉煌的传记或家谱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所以我想去记录平头老百姓的普通生活,他们如何谈论自己的童年与青少年,工作与生活,爱情与婚姻,以及困境和忧伤,于是有人质疑,平凡大众的看点在哪里?

我觉得直接参与者的回忆都是不容忽视的丰富史料,小中的大人物,可能他记得总是谁谁哪个领导来视察,陪同的有谁,领导说了啥;可大中的小人物更值得关照,因为他们的记忆更客观、温和、清醒,也许能更接近事实。

采访老城记忆,很多老先生说起魁星楼,就要说起“半掐入在天里头”的谑话,这已成共识,个别提及魁星爷爷是蓝紫色的,是保佑学业有成的;还有说起神木的来历,有时会直接照搬县志,或者谈起某一年神木旅游发展的“神奇神木”口号,这让我很怀疑,我很想知道,对于八十岁开外老年人而言,口述历史要考究的是:这个是你从小就知道,是你的祖辈传授的原生知识、典故,是你的亲身经历、经验,是来自原始资料的矿山?

还是你通过后期学习积累来的新知识,是受了文史资料、书籍、电影、电视剧的影响得来的?

口述历史,他也许不够纯粹,这种文化表达,不是单纯对过去的静态回忆,而是掺杂了受访者后来补充的知识,经验和经历,兴许这就是一场记忆的再建与重逢。

4.对不起呐,总是有人,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大家总会刻意回避苦难,尴尬,消极,不开心的诸多往事。

你会把过去的某些事情忘掉,是因为你不想去想,不去提它,不向人谈及,于是它也就从你心里彻底消失了。

那些难过的事情也是如此,只要你不提,慢慢的你就能忘了。

口述历史专家琳达·肖普斯曾说:“许多有意做口述历史的人,虽然用心良苦,做法却十分天真。

他们专门搜集一些轶事和趣闻,以及丰富多彩、逗人开心的小故事。

人们不愿意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历史绝非关于过去的快乐小故事。

”她说,访谈者要准备好令人痛苦和尴尬的问题,但也必须尊重他人拒绝回答的权利。

回顾过往,总有时过境迁依然不能释然的耿耿于怀,是被判为反革命后代不让在路边居住的备受排挤;是不让入团入党的孤立与为难;是不解为何没有看上我,为何没有一个回话的多年困惑;是工资与工作量的严重不匹配,是人群中从未身居高位。

有人闭口不谈,有人黯然垂泪,总能看见他们的眼泪,总是轻易情绪崩溃,把人说哭了,这不是我本意,我真不是故意的。

为何有那么多人一回忆往事,就容易哭起来,试想,如果若干年后口述历史项目组来采访我,我自己采访我自己,多愁善感的人也会认为往事不堪回首,也会哭起来。

想把他们从对过去的消极回忆中拽出来,虽然我无能为力。

口述历史其实古已有之,最早的《诗经》中最精彩的部分《国风》,就是我们的祖先当年在田间地头劳动时随口唱出来的。

那是两千年前最早的访谈记录与记忆收藏计划,他们为古代诗篇的流传和采集做出了作出了很大贡献。

口述历史就是忠实记录整理那些对过去的解释,是一面反映社会的小镜子。

口述历史就是一把拽住妄图飞奔而去的历史,趁它准备抬脚就走的时候,谦逊地揭示曾经的世界。

口述历史,是一个非常年轻且身份尚未确定的新学科,跨越访谈研究、传播学、心理学、历史学、档案学、社会学,口述历史是跨学科的,并不只是历史学的附庸。

05五、畅想篇:用口述历史抢救神木城市记忆人生苦短,美好的时光并没有多少。

我想再次强调,是每个人,不仅仅是社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名门望族,还应该是奋力生活的每一个普通大众。

唐纳德·里奇说,迄今为止,人们远远没有充分认识到口述历史运动的深远影响。

有好多事情,只留存于受访者的记忆中,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后代,只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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